李明出大名了。有人让他预测今后的房改走向，他说：“那么多人都在推动房改，前景应该很不错。我有这个信心。”

　　今年两会上，“二次房改”已被列入全国人大会议正式议案。这是李明3年来最期待看到的结果。3年间，他给本届全国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写了4000余封信，详述了他的二次房改观点。

　　有人称他是二次房改的“首倡者”、“民间推手”，他则淡淡一笑，说自己没那么大能力，只是“抛砖引玉”。

　　有时，他也会毫不掩饰自己的骄傲：“还是有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采纳了我的观点。我的博客上有详细记录。”然后，他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吐出博客网址。他的博客于2007年开通。截至现在，已累计撰文300多篇，数十万字，均是关于房改的。点击量多达25万人次。

　　在京期间，每当有人与他谈起房改，他便会一改平日语气平缓的风格，滔滔不绝，慷慨激昂地与人辩论，全然不顾慢性咽喉炎引起的不适。

　　有时说到激动处，他会情不自禁脱掉蓝色西服，双手做出各种略显夸张的动作。本就有些发红的脸，在白色衬衫的映衬下，变得更红了。不过，除房改之外，他几乎不谈其他问题。即使再追问，他要么笑而不答，要么用一句“没什么好说的”带过。

　　61岁的李明是辽宁省外经贸厅的退休干部，高级经济师。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，他在本溪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时就开始关注房改。1982年，他公开发表了《关于住宅商品化的几项建议》，提出了“实行住宅商品化货币化”、“制定住宅法”等观点。那时，我国的住宅商品化刚刚起步。2007年，他提出了二次房改概念。此后，他便不遗余力地四处“推销”这种观点。

　　2006年下半年，全国房价飙涨，周边人的抱怨声渐多。这名长期关注房改问题的高级经济师坐卧不宁：“长此下去，一定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。”他开始收集资料，很快便起草了一份《关于建立住宅保障制度的提案》。

　　从2007年2月6日起，他花了数天时间，给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寄去了他的提案。地址是从网上搜的。每搜到一些地址，他就把一张张双面复印的A4纸塞到一个个两毛钱的信封，贴上一张张8角钱的邮票，到邮局封笺寄出。找不到地址的，他就按代表人数，给各地的人大常委会寄去相应数目的提案，由人大常委会转交给代表。

　　信件寄出后，石沉大海。有的信件甚至被退回，原因是“查无此人(单位)”。

　  其间，有人给他介绍了大连市的一名全国人大代表，他就带着材料前去拜访。对方看了材料，称赞他的提议很好，并表示愿意带到“大会”上，然而接下来就没有下文了。

　　这让李明稍感气馁，他决定到北京寻求帮助，因为“北京离党中央近”。

　　当年7月，这名退休干部拖着一台台式电脑和两身换洗衣服，坐火车来到北京，拜访素昧平生的周珂和孟宪生。周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，在房改方面颇有研究；孟是京城一名律师，“合作建房”的推动者。

　　一个炎热的午后，李明穿着一身“典型的小城市人穿的西服”，走进了周珂的办公室。周初次见到李明时，对他的印象是“性格内向”，甚至有些“腼腆”。刚开始，李明“一说话脸上就会流汗”，但当他们谈论起房改时，李明就变得“自信和健谈”了。

　　交谈中，周珂感到李明的观点“很有震撼力”。此后，他俩成了很好的朋友，并谈妥两件事：一是组织一次论坛，就李的观点进行研讨；二是两人合作写一本关于住宅立法方面的书。

　　李明与孟宪生也相谈甚欢。末了，孟宪生说：“老李，论坛的钱我来出。”

　　这名高级经济师的观点影响之大，连周珂也没想到。

　　2007年10月，由周珂、孟宪生及李明等人筹办的《物权法与住有所居——住宅立法的有关问题》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召开。周珂回忆说，这次论坛上，李明并不是主要发言人，但他的发言“反响强烈”。大家自由讨论和聚餐时，他的发言都是中心话题。这之后，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一次住房研讨会上，李明的观点仍被很多人提起，尽管李明并未出席会议。

　　从大连来到北京后的一年内，李明一直租住在中国人民大学附近。先是与人合租一居室，后搬到一个小旅馆。期间只回家五六次。2008年2月19日，他的妻子因病住院，他于当日飞回大连。不到一个星期，由他筹办的另一个论坛召开，早晨他乘班机飞往北京，参加完下午的论坛后，于当晚又飞回大连。大约10天后，妻子病愈，他又坐火车返回北京，直至这年6月，他结束北京的“蜗居”生活。为此他时常感到“对不起妻子”。

　　然而，这名退休干部很不愿谈论自己的家庭。“妻子很支持我，家庭很幸福。儿子过得也很好。不要牵涉他们吧。”他说。

　　小旅馆房间月租金近1000元，面积不足5平方米，没有卫生间和淋浴，除了一张桌子和一张床外，几乎没有辗转腾挪的地儿。想要洗澡，他必须带着塑料袋去公用澡堂。公用洗澡间只有1平方米，一开喷头，就找不到不湿的地方。而这名曾经的副处级干部，平日住在140平方米的大房子中，单位还另分给他100平方米的住宅。

　　待在北京的一年多，他与人筹办了两个论坛，与周珂等人合编了一本书。由此他也出了“名”，被很多人称为“住房专家”。媒体不断追他，有关他的报道屡见报端。

　　2008年6月，李明结束了在京的“蜗居”生活。8月，《住宅立法研究》由法律出版社出版，共36万字，李明任副主编。

　　书出版后，他花1万元，买了408本书，自己留下8本，其余的400本书，分别寄给中央有关领导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及部分专家。当时，他和妻子的退休工资加起来仅4000多元。而他在北京一年的开销就将近两万元。3年内，他为推动房改，花了近5万元。

　  为节省邮资，书中他不能写一个字，否则就不能按低价的印刷品寄出。寄书的同时，他又给每人寄一封打印好的信，简要说明一下他的观点和目标。

　　去年上半年，李明起草了二次房改建议书。其核心理念是，把住房作为“准公共产品”，建立“低端有保障，中端买得起，高端有选择”的多层次良性发展的住房供应体系。

　　建议书完成后，他向全国各地关注住宅问题的专家学者发邮件，以期获得他们的支持。他一共选择了400名专家学者，每个邮件都发两遍，以确保邮件发送成功。有13人认可了他的建议书，同意在建议书上写上自己的名字。最终，包括李明本人在内的14人，公开发布了二次房改建议书。

　　2009年8月，他应邀到北京参加一个会议。会议召开前，他提着一个黑色皮包，特意早去了一会儿，包中装有200份二次房改建议书的资料。座位上有名字，他就挑选一些他知道的重要人物递送资料，其中包括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。每递给一个人，他都说声“谢谢”。不过会后，他发现，他递送的一些资料被散落在座位上。他只好一份一份收拾起来。那时，他感觉自己就像“愚公”。

　　不过，这名自称为“新愚公”的人并没有停止脚步，仍在不停地写信写博客。就像他的青年时代一样——因家庭出身不好，13岁时他便开始写入团申请书，直到23岁才入了团，23岁时写入党申请书，直到34岁才入了党。他就年年写，从不间断。

　　2009年10月下旬，这个执著的男人又开始写信了。他将关于房改的6页材料，邮寄给他认为重要的1000余名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。他有颈椎病，不能长时间伏案工作。每找到20多人的地址，他就写好信封，到邮局买上1.2元的邮票，封好寄出。为此，他花了近两个月，陆续寄了47批信，才将信件寄送完毕。

　　不久，他断断续续收到了一些肯定的答复。其中包括7名全国人大代表和两名全国政协委员。他们表示，会在今年的两会上提出类似议案或提案。齐齐哈尔市律师、全国人大代表迟夙生甚至邀请李明到齐齐哈尔，组织了30多人对他的提议进行研讨，经过5个多小时的研讨后，形成了一份提案。两会上，迟夙生联名30名全国人大代表，递交了此提案。其中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南英。

　　两会结束后，“坏”消息也接踵而至。会议闭幕次日，即3月15日，一天之内，京城刷新了两个“地王”。

　　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李明变得有些沮丧。“下一步，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。”他嘟囔道。